《中国社区报》9月27日3版
编者按:近日,由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社区治理论坛在湖北省宜昌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基层民主协商治理、现代社区场景缔造、智慧社区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为我国基层治理“问诊、把脉、开药方”。本报摘编部分专家学者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公共性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有效治理
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万兰芳
当前我们正处于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单位和社区构成了两个基本的社会单元。
从“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的转型发展,是国家治理体系再造与重塑的过程,单位办社会的城市社会格局走向解体,单位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逐渐出现分化,城市社会的政治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出现了分离。但由于历史因素和体制机制的原因,“单位社会”的终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基层社会出现了一定的公共性消解现象。在此背景下,宜昌市提出“筑堡工程”基层治理品牌,着眼于突出基层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第二,实现“公”“私”均衡,确保基层社会的“公共性”。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既整合社会又培育社会,增进基层社会的活力,同时注重政府再分配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社会合作机制的协调与均衡、解决基层社会运行中的活力不足和内生资源困境问题。第三,筑牢基层阵地,巩固国家政权。基层直接面向老百姓,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通过基层去贯彻落实,老百姓的问题和诉求也需要通过基层去予以回应和化解,如何解决基层政权的“悬浮”和“空转”问题,事关国家政权安危和长治久安。
大数据在社区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
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骆东平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中指出,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这一要求为基层政府在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工作中借助大数据进行决策提供了政策依据。
发展大数据时代下的基层协商民主,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新任务和新方略。由于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大数据技术自身优势、各级政策导向等因素,大数据等智能技术通过对协商议题的产生、宣传动员、平台建设、决策机制等的技术嵌入,使社区层面的议事协商在过程、方式、内容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
大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代表性值得关注。基层民主协商治理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因为其协商意识不强、协商能力不足、对现代智能技术运用能力不强以及网络协商过程中参与人只能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选择,继而出现“重形式、轻内容”等现象,导致部分协商参与人既未真正实质性参与协商,更没有真实充分表达其意见和建议,据此形成的决策科学性就值得打问号,也为后续协商结果的落实落地埋下隐患。这种情形需要在决策时进行充分考虑,并在必要时做出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