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三峡大学即将迎来办学100年暨本科教育45周年。百年征程,恢弘壮阔。百年事业,浩浩汤汤。一代代三峡大学人走过的百年“求索”之路,是三峡大学办学传统和人文精神的记录,也是三峡大学师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奋进的力量源泉。不忘来时路,方能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本网特开设“校史泛舟”专栏,通过专家学者访谈、退休教师回忆录、重要文史资料介绍等回顾学校的发展创业历程和光辉瞬间,展现历代三峡大学人艰苦奋斗、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弘扬“爱国、自强、求真、创新”的“求索”精神。
三峡大学医学教育的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923年创办于安徽安庆的博医技专,后因北伐战争、日寇入侵、汉口水灾,学校先后移址武汉、重庆等地,1952年与“中南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组建为中南卫生专科学校,历经了30年崎岖之路绵延不绝。
此后,中南卫生专科学校经历多次调整更名:中南卫生干部进修学校、湖北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武昌医学专科学校、宜昌医学专科学校、宜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湖北三峡学院医学院、三峡大学医学院。
博医技专的后世虽历经变革,但其血脉绵延不断,成就了三峡大学医学教育近百年的办学历史。
博医技专的创立
1920—1923年间,一位已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英国医学士、基督教循道会湖南教区传教医生乔治·哈登(George Hadden)(中文名韩永禄),从实际工作中看出中国“极度缺乏各种各样接受训练的医院工作人员,致使传教医生束手无策”。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建议兴办一所学校,“以研究并帮助解决中国各个医院存在的问题,且训练一批亟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20年,他以《训练医院辅助人员》为题,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设想,建议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博医会)组织各教会合作并主办这所学校。原文在当年的中华医学会北京会议上宣读。之后,中华医学会指定了一个专业委员会研究这个倡议。1923年中华医学会传教部上海会议根据指定专业委员会的研究,决定采纳哈登的建议创立一所学校,校名定为“中国博医会创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简称博医技专)(亦译博医技术专门学校或博医技术研究所)。
上海会议以后的两年中,关于设立研究所的磋商一直都在进行中,困难相当大,上海会议建议校址设在武汉,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确定下来。后有美国圣公会的慷慨解囊,博医技专得以在安庆的圣·詹姆斯(St.James)医院(中文名同仁医院)(现中国海军安庆医院)运行。经循道会同意,任命乔治·哈登为首任指导(校长)。以“为研究并帮助解决各(教会)医院的问题,以利于改进临床工作以及训练技术人员和事务管理人员”为办学宗旨。
1924-1927年三年间,博医技专在乔治·哈登的主持下开始了训练工作,先后有全国21所教会医院选送了22名学生到校学习,设置化验科和药剂科,学制半年。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博医技专停办。
移址汉口,恢复办学
1928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再次召开会议,武汉地区的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循道会以及美国的圣公会依旧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商讨了恢复博医技专的问题。
鉴于汉口地理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伦敦会和循道会已合建汉口协和医院,与协和医院密切协作的汉口普爱医院(设有训练助产士及一般护士的学校)具有很大潜力,故选择汉口协和医院作为博医技专的总部。与会的医生们捐献了2,164.56墨元作为博医技专的开办费。由中华医学会、伦敦会、循道会、美国圣公会以及协和医院组成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章程。
1929年8月,管理委员会(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定了委员会成员,并确认了对哈登担任指导的任命。同年9月,招收了化验和调剂等专业共20名学生,正式开学。
学校虽然有了固定的校址,但办学条件极为有限。协和医院有一间能作为教学用的化验室,但室内空空荡荡;上海会议承诺的捐款除武汉地区外,并没兑现。调剂班遇到的困难更大,没有中心药房,也没有能胜任教学的药剂师,只好暂借普爱医院开办。哈登(其夫人继之)穿梭似地往返于两院之间。1930年初夏,哈登因健康原因返回英国。已开设的两个班的学员在已退休的原仁济医院院长纪立生等人的帮助下才得以结业。同年秋季只办了一个仅有3名学生的化验班,调剂班停课。
1931年,管理委员会的美国圣公会从伦敦派来希尔达·韦丁(Hilda Waddington,中文名华理达)小姐负责化验班的训练工作。在她到职之前,哈登从湖南湘雅医院聘来一位中国的化验室主任协助开展工作。那年春季,荣誉秘书贾博泉医生以部分时间担负起博医技专代理指导的职务,办了一个有8名学生的化验班,并着手办一个调剂班。6月,哈登医生迅速恢复健康,返校复职,学校在协和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学生宿舍。
1931年汉口发大水,博医技专停课。
洪水过后,医院按新的模式部分重建、部分修复校舍,为训练人员创造了条件。化验室完全重建了,大约用了1070墨元来充实家具和设备,增加了房间。华理达小姐被任命为博医技专的注册员和教务主任。中心药房按照哈登医生的设计建成,为训练5~6名学生作了安排。调剂专业的训练工作由武昌詹姆斯医生和北平卡梅伦先生培养出的一位中国药剂师李娜清小姐主持。原来既无训练基地又缺教师的调剂班,从普爱医院迁了过来。
洪水前,纪继生医生曾领导的博医技专机械部,研制了包括假肢在内的30种医疗器械畅销全国、供不应求。
1934年,博医技专增设麻醉班。当年,贾博泉休假,协和医院外科医生纪继生代理指导。
1935年5月,贾博泉返回工作岗位。
1936年,哈登退休。贾博泉再次代理指导。同年,耗资11.500墨洋建成了房舍一栋,除教室以外,能供3名职员和21名学生住宿之用,命名为“哈登楼”。从此,博医技专有了自己的校舍。
1937,中华医学会及其传教部的执行秘书马克思维尔(J.K.Maxwell)医生,由于“具有中文方面的知识,在工作中显露出才干,且为一个中国通”被视为最合适的博医技专指导人选而被任命。
1937年,日寇入侵武汉,博医技专谋求进一步发展的计划落空。
西迁重庆,坚持办学
1938-1945年间,在“七七”事变后,许多地区相继沦陷,博医技专与各地医院的联络完全中断,药品、试剂、器材的供应无法得到保障,各地教会在经费上自顾不睱,很难为博医技专提供援助,博医技专濒临停办。武汉沦陷后,博医技专在武汉更是举步维艰。
那时,重庆南岸的仁济医院是加拿大教会创办的,在仁济医院里,还有一所知名的仁济护士学校,简称“仁济护校”,是安教士、赫教士在1925年创办的,同年在中华护士会注册。
1938年10月,华理达小姐带领两个班奔赴到重庆的仁济医院继续办学,并接管仁济护校检验工作,开展血液学、细胞学等方面的检验,检验水平位居当时西南之冠。
这一时期,博医技专在杭州广济医院也兴办了一个高级药剂和检验训练班,作为博医技专的附属训练中心。
重返汉口,进入发展时期
抗战胜利后,1946-1951年间,博医技专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1946年,在重庆的博医技专返回汉口,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并扩大,成立了理疗和医疗器械两个新部门,专业增加到四个;准备训练麻醉师和X光技术人员,平均每年训练学生由20人增加到40人。
帮助博医技专的团体和个人很多,其中主要的是国际救援委员会及其医务指导T.S.Outrbridge和友谊团队。友谊服务队撤销后,接手的是C.O.R.O.S.新西兰救济机构,还派了一位职员。
在罗伊·鲁卡斯(Roy Lucas)先生、贾博泉医生以及英国联合对华救济总署等团体和个人的帮助下,花费2000英磅,于1949建成了博医技专第二栋宿舍,亦称“贾博泉楼”。这栋宿舍可容纳16名学生和6名职工,有厨房及餐厅,可供70人进餐所用。
1948年4月,按照董事会的决议,在重庆加拿大教会医院,设立化验分校。
在国家变革中转身
1950年5月,学校更名为“私立汉口博医卫生技术学校”。
1950年10月1日起,学校直属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定名为“汉口博医卫生技术专门学校”,中南卫生部副部长姚克方兼任校长,江铭范任专职副校长。
1951年4月,中南教育部认定该校“属于专科学校一类”。
1952年7月,中南教育部和中南卫生部确定将“博医技专”与“中南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组建“中南卫生专科学校”。
1953年2月,中央卫生部报经中央政务院批准,将中南卫生专科学校定为中央卫生部直属学校。